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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侠列传序

[两汉]:司马迁

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
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
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

“游侠列传序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一

韩非子说:“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,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。”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,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。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、卿、大夫等高官的人,辅佐当世的君主,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,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。至于像季次、原宪二人,均为民间百姓,他们一心读书,具有独善其身、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,坚持正义,不与世俗苟合,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。所以季次、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,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。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,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。现在的游侠,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,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,办事求结果,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,不吝惜自己的生命,去解救别人的危难。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,施暴的人丧命,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。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。为此,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。

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。太史公说:“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,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,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,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,管仲亦曾遭到囚禁,百里奚曾经喂过牛,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,并遭到陈、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。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,还遭到如此的灾难,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?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!

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:“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,凡是给我好处的人,便是有道德的人。”因此,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,终于饿死在首阳山,但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声誉,并没有因此而降低;盗跖、庄跻残暴无忌,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。由此看来,庄子所说的:“偷衣钩的人要杀头,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;王侯的门庭之内,总有仁义存在。”此话一点不假。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,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,长久地在世上孤立,还不如降低论调,接近世俗,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!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,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,并且恪守诺言,义气传颂千里,为义而死,不顾世人的议论。这正是他们的长处,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。所以有些士人,到了穷困窘迫时,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,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、豪杰、特殊人物吗?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、原宪等比较地位、衡量能力,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,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总之,从办事到见功效,说话守信用来看,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!

古代民间的游侠,已经不得而知了。近代的延陵季子、孟尝君、春申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等人,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,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,招揽天下贤能之士,在诸侯中名声显赫,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。这就如同顺风呼喊,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,是风势激荡罢了。至于像乡里的游侠,修养品德,砥砺名节,扬名天下,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,这才是很难的啊!然而,儒家、墨家都排斥游侠,不记载他们的事迹。秦朝以前,民间的游侠,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,我非常遗憾。据我所知,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等人,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,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,有值得称赞的地方。他们的名不是虚传,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。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,依仗钱财,奴役穷人,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,纵情取乐,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。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,却随便将朱家、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,并加以讥笑。

译文二

韩非说:“儒生往往用文墨来扰乱法律,而侠土往往凭武力来触犯禁令。”这两种人都曾遭到讥评。而有学问的人还是大都被世人所称赞。至于依靠机谋、权术而获得宰相、卿、大夫官位,并辅助当世君主的人,他们的功绩和声名都已著录在史书之中,这些本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。又象季次、原宪,他们本是隐居街巷的人,饱读诗书,保持着有独特品行的君子们的那种德性,坚持正义,不随便迎合当世,同世人也讥笑他们。所以季次、原宪一辈子居住在简陋的破草房之中,粗麻布衣,粗茶淡饭,尚常常不得温饱。他们死了也就默默无闻了。可是四百多年来,他们的后代学生仍不断地在纪念他们。至于游侠之士,他们的行为虽不符合正式法纪的轨道,但他们说的话一定要兑现,他们办事一定很果决。他们已经答应别人的事,就一定诚心去办。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,去解救别人的危难。一旦将别人从危难和死亡线上拯救出来,也决不自恃自己的能力,同时羞于夸耀自己的品德。这些,也是很有值得称赞之处的。

况且,平安或危急,是人们常常能遇到的。太史公说:从前虞舜曾经在井底和米仓中受过危难,伊尹曾经背着铁锅和砧板当过厨子,傅说曾经隐匿在傅岩为人筑墙,吕尚曾经在棘津受穷困,管夷吾曾经披枷带锁,百里奚曾经喂过牛,孔仲尼曾在匡地受到惊骇,又曾在陈国,蔡国饿得面黄如莱叶。这些都是被学土们称为有道德的仁人,还不免遭到这些灾难,更何况那凭着一般才能而处于乱世中的下层人呢?他们所遭受的迫害又怎么能说得完呢?

被称为鄙野的人有这样的话:“怎样知道仁义呢?给我以好处的人就是有德性的人。”所以伯夷耻事周朝,饿死在首阳山,而周文王、周武王并不因此而贬损王号;跖和蹻残酷暴戾,他们的崇拜者却不断地称颂他们的仁义。由此看来,“偷了衣带钩的人被杀头,窃取了国家的人却被封侯,只有那侯门之内才有所谓仁义。”这话可不是假话。

现在有一些拘泥的学者,死抱着短浅的道义,长期地孤立于世俗之外,他们哪里比得上那些议论不高、与世俗一般见识、随波逐流追求名利的人呢?而这些出身平民的游侠之士,一旦许下或取或予的诺言,便千里仗义而行,为别人赴死而不顾世俗议论,他们也有所长,并不是随随便便而能办到的。所以有道德的人在他们困窘的时候是能够向游侠以性命相托的,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贤能、豪杰一类的人吗?如果让乡间小巷的侠士与季次、原宪他们比较一下的话,他们为当时社会所作的贡献,不能同日而语。但是从功效的显著、言语的信用来看,侠客的正义行为,又怎能轻视呢?

古时候民间侠士,已经无从知道了。近代的延陵季子、孟尝君、春申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这些人,都依仗是国君的亲属,凭借着有封地和卿相的富厚,广招天下的贤能之人,使自己的名声在诸侯之间传扬,这不能说不算贤能的了。这好像是顺风呼喊,声音并没有加快,只是风势激扬罢了。至于民间的侠士,他们修炼自己的行为,磨砺自己的名誉,使得声名传于天下,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贤能,这真是难能可贵的啊!但是儒家、墨家都排斥、摈弃他们的事迹而不记载于自己的著作中。从秦代以前,出身卑贱的侠客们的事迹,都被埋没而无法见到,我是很痛惜的。就我所知道的,汉朝兴起以来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,郭解这些人,虽然他们往往触犯了当时的法网,但他们个人的美德,以及廉洁谦让的作风,有很多值得称道的。他们的名声不是凭空建立的,人们也不是凭空归附他们的。至于象结成党羽、巴结豪强、互相勾结,倚仗钱财欺压贫穷的人、以野蛮暴力侵害孤弱之辈,以此放纵贪欲,图得自身快乐,游侠们也是很憎恨这些丑行的。我叹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用心,而轻率地将朱家、郭解等人与豪强暴徒看作同类而加以嘲笑!

注释

1、韩子:韩非,战国时期韩国人,法家代表人物,著有《韩非子》,下文引自《韩非子·五蠹》。

2、《春秋》:这里泛指史书。

3、季次:公皙哀,字季次,齐国人,孔子弟子。原宪:字子思,鲁国人,孔子弟子。

4、独行君子:指独守个人节操,而不随波逐流之人。

5、已诺必诚: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情,一定要兑现。

6、虞舜窘于井廪:指虞舜为其父瞽叟和其弟象所迫害,他们让舜修米仓,企图把舜烧死;此后又让舜挖井,两人填井陷害舜,然而舜均逃脱了。

7、“伊尹”句:伊尹乃商汤的旧臣,据传说最初伊尹为了接近汤,曾到汤的妻子有莘氏家里当奴仆,后又以“媵臣”的身份,背着做饭的锅和砧板见汤,用做菜的道理阐释他的政治见解,终于被汤所重用。

8、“傅说”句:傅说乃商代武丁的名臣,在未遇武丁时,是一个奴隶,在傅岩筑墙服役。匿:隐没。傅险:即傅岩(在今山西省丰陵县东)。

9、吕尚:吕尚即姜子牙,相传他在70岁时,曾在棘津以屠牛和卖饭谋生。

10、延陵: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,封于延陵。

11、孟尝:即孟尝君,齐国贵族田文。

12、春申:即春申君,楚国考烈王的相国黄歇。

13、平原:即平原君赵胜,赵惠文王之弟。

14、信陵:即信陵君魏无忌,魏安嫠王异母弟。

15、砥:磨炼。

16、排摈:排斥、摈弃。

17、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:此五人均为汉代初年著名的游侠,其事迹见传文。

18、朋党:由于共同利益而结伙。比周:互相勾结,狼狈为奸。

“游侠列传序”鉴赏

评析

《游侠列传序》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: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、衬托手法。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,借客形主,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。在行文过程中,又分几层进行对比。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,他们虚伪狡诈,毫无信义可言,仅凭有权有势,就受到称赞。这与济人之危、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另一类是无所作为,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,他们也历来受称颂,而扶危的游侠,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。此外,作者还拿孟尝君、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。通过上述层层对比,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,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,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,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。其二反复咏叹,加强了抒情性。文中从不同的角度,反复地称赞游侠,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爱憎。首先是从正面肯定他们的言必信、行必果的高尚品德,接着称颂布衣之侠的“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”。又说遭受困厄之士人,也常常依附游侠的帮助。这些均属满腔热情的称颂。继而用布衣之侠与季次、原宪一类的儒生作对比,并提出“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”。文章结尾是直接称赞汉代的游侠朱家、郭解等人“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”。诚如《古文观止》的评语:“一篇之中,凡六赞游侠,多少抑扬,多少往复,胸中荦落,笔底摅写,极文心之妙。”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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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汉·司马迁的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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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汉司马迁

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
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
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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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,公将如棠观鱼者。臧僖伯谏曰: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,其材不足以备器用,则君不举焉。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。故讲事以度轨量,谓之‘轨’;取材以章物采,谓之‘物’。不轨不物,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,所以败也。故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,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,入而振旅,归而饮至,以数军实。昭文章,明贵贱,辨等列,顺少长,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,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不登于器,则君不射,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川泽之实,器用之资,皂隶之事,官司之守,非君所及也。”

公曰:“吾将略地焉。”遂往,陈鱼而观之。僖伯称疾不从。

书曰:“公矢鱼与棠。”非礼也,且言远地也。


秦楚之际月表

两汉司马迁

太史公读秦楚之际,曰:初作难,发于陈涉;虐戾灭秦自项氏;拨乱诛暴,平定海内,卒践帝祚,成于汉家。五年之间,号令三嬗,自生民以来,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!

昔虞、夏之兴,积善累功数十年,德洽百姓,摄行政事,考之于天,然后在位。汤、武之王,乃由契、后稷,修仁行义十余世,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,犹以为未可,其后乃放弑。秦起襄公,章于文、缪,献、孝之后,稍以蚕食六国,百有余载,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。以德若彼,用力如此,盖一统若斯之难也!

秦既称帝,患兵革不休,以有诸侯也,于是无尺土之封,堕坏名城,销锋镝,锄豪杰,维万世之安。然王迹之兴,起于闾巷,合从讨伐,轶于三代。乡秦之禁,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,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,安在无土不王?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?岂非天哉?岂非天哉?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?


报孙会宗书

两汉杨恽

恽材朽行秽,文质无所底,幸赖先人余业,得备宿卫。遭遇时变,以获爵位。终非其任,卒与祸会。足下哀其愚,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,殷勤甚厚。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,而猥随俗之毁誉也。言鄙陋之愚心,若逆指而文过;默而息乎,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。故敢略陈其愚,惟君子察焉。

恽家方隆盛时,乘朱轮者十人,位在列卿,爵为通侯,总领从官,与闻政事。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,以宣德化,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,陪辅朝庭之遗忘,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。怀禄贪势,不能自退,遂遭变故,横被口语,身幽北阙,妻子满狱。当此之时,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,岂意得全首领,复奉先人之丘墓乎?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。君子游道,乐以忘忧;小人全躯,说以忘罪。窃自念过已大矣,行已亏矣,长为农夫以末世矣。是故身率妻子,戮力耕桑,灌园治产,以给公上,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。

夫人情所不能止者,圣人弗禁。故君父至尊亲,送其终也,有时而既。臣之得罪,已三年矣。田家作苦。岁时伏腊,烹羊炰羔,斗酒自劳。家本秦也,能为秦声。妇赵女也,雅善鼓瑟。奴婢歌者数人,酒后耳热,仰天抚缶而呼乌乌。其诗曰:“田彼南山,芜秽不治。种一顷豆,落而为萁。人生行乐耳,须富贵何时!”是日也,奋袖低昂,顿足起舞;诚滛荒无度,不知其不可也。恽幸有余禄,方籴贱贩贵,逐什一之利。此贾竖之事,污辱之处,恽亲行之。下流之人,众毁所归,不寒而栗。虽雅知恽者,犹随风而靡,尚何称誉之有?董生不云乎:“明明求仁义,常恐不能化民者,卿大夫之意也。明明求财利,常恐困乏者,庶人之事也。”故道不同,不相为谋,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!

夫西河魏土,文侯所兴,有段干木、田子方之遗风,漂然皆有节概,知去就之分。顷者足下离旧土,临安定,安定山谷之间,昆戎旧壤,子弟贪鄙,岂习俗之移人哉?于今乃睹子之志矣!方当盛汉之隆,愿勉旃,毋多谈。


桐叶封弟辨

唐代柳宗元

古之传者有言: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,曰: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:“戏也。”周公曰: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。

吾意不然。王之弟当封邪,周公宜以时言于王,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。不当封邪,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,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,其得为圣乎?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,必从而成之邪?设有不幸,王以桐叶戏妇寺,亦将举而从之乎?凡王者之德,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,虽十易之不为病;要于其当,不可使易也,而况以其戏乎!若戏而必行之,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

吾意周公辅成王,宜以道,从容优乐,要归之大中而已,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。又不当束缚之,驰骤之,使若牛马然,急则败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,况号为君臣者邪!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,非周公所宜用,故不可信。

或曰:封唐叔,史佚成之。


狱中上梁王书

两汉邹阳

臣闻忠无不报,信不见疑,臣常以为然,徒虚语耳。昔荆轲慕燕丹之义,白虹贯日,太子畏之;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,太白食昴,昭王疑之。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,岂不哀哉!今臣尽忠竭诚,毕议愿知,左右不明,卒从吏讯,为世所疑。是使荆轲、卫先生复起,而燕、秦不寤也。愿大王孰察之。

昔玉人献宝,楚王诛之;李斯竭忠,胡亥极刑。是以箕子阳狂,接舆避世,恐遭此患也。愿大王察玉人、李斯之意,而后楚王、胡亥之听,毋使臣为箕子、接舆所笑。臣闻比干剖心,子胥鸱夷,臣始不信,乃今知之。愿大王孰察,少加怜焉。

语曰:“有白头如新,倾盖如故。”何则?知与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,借荆轲首以奉丹事;王奢去齐之魏,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。夫王奢、樊於期非新于齐、秦而故于燕、魏也,所以去二国、死两君者,行合于志,慕义无穷也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,为燕尾生;白圭战亡六城,为魏取中山。何则?诚有以相知也。苏秦相燕,人恶之燕王,燕王按剑而怒,食以駃騠;白圭显于中山,人恶之于魏文侯,文侯赐以夜光之璧。何则?两主二臣,剖心析肝相信,岂移于浮辞哉!

故女无美恶,入宫见妒;士无贤不肖,入朝见嫉。昔司马喜膑脚于宋,卒相中山;范雎拉胁折齿于魏,卒为应侯。此二人者,皆信必然之画,捐朋党之私,挟孤独之交,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,徐衍负石入海,不容于世,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,缪公委之以政;甯戚饭牛车下,桓公任之以国。此二人者,岂素宦于朝,借誉于左右,然后二主用之哉?感于心,合于行,坚如胶漆,昆弟不能离,岂惑于众口哉?故偏听生奸,独任成乱。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,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。夫以孔、墨之辩,不能自免于谗谀,而二国以危。何则?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也。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,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、宣。此二国岂系于俗,牵于世,系奇偏之浮辞哉?公听并观,垂明当世。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,由余,子臧是矣;不合则骨肉为仇敌,朱、象、管、蔡是矣。今人主诚能用齐、秦之明,后宋、鲁之听,则五伯不足侔,而三王易为也。

是以圣王觉寤,捐子之之心,而不说田常之贤,封比干之后,修孕妇之墓,故功业覆于天下。何则?欲善亡厌也。夫晋文亲其雠,强伯诸侯;齐桓用其仇,而一匡天下。何则?慈仁殷勤,诚加于心,不可以虚辞借也。

至夫秦用商鞅之法,东弱韩、魏,立强天下,卒车裂之。越用大夫种之谋,禽劲吴而伯中国,遂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,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。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,怀可报之意,披心腹,见情素,堕肝胆,施德厚,终与之穷达,无爱于士,则桀之犬可使呔尧,跖之客可使刺由,何况因万乘之权,假圣王之资乎!然则荆轲湛七族,要离燔妻子(),岂足为大王道哉!

臣闻明月之珠,夜光之璧,以闇投人于道,众莫不按剑相眄者。何则?无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,轮囷离奇,而为万乘器者,以左右先为之容也。故无因而至前,虽出随珠和璧,祗怨结而不见德;有人先游,则枯木朽株,树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,身在贫羸,虽蒙尧、舜之术,挟伊、管之辩,怀龙逢、比干之意,而素无根柢之容,虽竭精神,欲开忠于当世之君,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。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。

是以圣王制世御俗,独化于陶钧之上,而不牵乎卑辞之语,不夺乎众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,以信荆轲,而匕首窃发;周文王猎泾渭,载吕尚归,以王天下。秦信左右而亡,周用乌集而王。何则?以其能越挛拘之语,驰域外之议,独观乎昭旷之道也。

今人主沈谄谀之辞,牵帷廧之制,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,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。

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,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。故里名胜母,曾子不入;邑号朝歌,墨子回车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,胁于位势之贵,回面污行,以事谄谀之人,而求亲近于左右,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,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!


上书谏猎

两汉司马相如

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,故力称乌获,捷言庆忌,勇期贲、育。臣之愚,窃以为人诚有之,兽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险,射猛兽,卒然遇逸材之兽,骇不存之地,犯属车之清尘,舆不及还辕,人不暇施巧,虽有乌获、逢蒙之技不能用,枯木朽枝尽为难矣。是胡越起于毂下,而羌夷接轸也,岂不殆哉!虽万全而无患,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

且夫清道而后行,中路而驰,犹时有衔橛之变。况乎涉丰草,骋丘虚,前有利兽之乐,而内无存变之意,其为害也不难矣。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,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,臣窃为陛下不取。

盖明者远见于未萌,而知者避危于无形,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谚曰:“家累千金,坐不垂堂。”此言虽小,可以喻大。臣愿陛下留意幸察。


太史公自序

两汉司马迁
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。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

酷吏列传序

两汉司马迁

孔子曰:“导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老氏称:“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;下德不失德,是以无德。”“法令滋章,盗贼多有。”太史公曰:信哉是言也!法令者治之具,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,其极也,上下相遁,至于不振当是之时,吏治若救火扬沸,非武健严酷,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言道德者,溺其职矣。故曰“听讼,吾犹人也,必也使无讼乎。”“下士闻道大笑之”。非虚言也。汉兴,破觚而为圜,斫雕而为朴,网漏于吞舟之鱼,而吏治,不至于奸,黎民艾安。由是观之,在彼不在此。


后出师表

魏晋诸葛亮

先帝深虑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,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,量臣之才,固知臣伐贼,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,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,孰与伐之?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

臣受命之日,寝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。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,并日而食;臣非不自惜也,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,故冒危难,以奉先帝之遗意也,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,又务于东,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:

高帝明并日月,谋臣渊深,然涉险被创,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,谋臣不如良、平,而欲以长策取胜,坐定天下,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
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,论安言计,动引圣人,群疑满腹,众难塞胸,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,使孙策坐大,遂并江东,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
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,然困于南阳,险于乌巢,危于祁连,逼于黎阳,几败北山,殆死潼关,然后伪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,而欲以不危而定之,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,四越巢湖不成,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,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,先帝每称操为能,犹有此失,况臣驽下,何能必胜?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
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、无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。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州之所有;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也,当何以图敌?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
今民穷兵疲,而事不可息;事不可息,则住与行劳费正等。而不及今图之,欲以一州之地,与贼持久,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
夫难平者,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,当此时,曹操拊手,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,西取巴蜀,举兵北征,夏侯授首,此操之失计,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,关羽毁败,秭归蹉跌,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,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